主要讲六个问题

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和道路

二 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三. 苏俄的新经济政策

四.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五. 卫国战争前苏联的政治生活

六. 教学的重点、研究建议、思考问题

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和道路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1917年3月起的准备到彼得格勒、莫斯科中心城市的胜利再到1918年2月苏维埃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只花了一年时间。迄今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唯有俄国取得了胜利,这绝不是偶然的。

1.从物质基础来看,俄国已经基本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物质前提。尽管20世纪初的沙俄社会制度仍然具有浓重的军事封建色彩，就世纪初的工业化的水平来说，还相当的低下，但是毕竟属于世纪初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行列之中。

2.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来看,俄国的垄断资本势力相对软弱而无产阶级力量相对集中和强大;在主要的大城市彼得格勒的军事力量对比在政治上比较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党。

3.从主观条件来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创造性地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固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同时自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才能取得胜利的信条,在实践中推行了一条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分步进行并适时转化的正确战略, 实行了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巩固的工农联盟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4.从客观条件来看,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帝国主义间世界大战,列强间的拼命厮杀无暇东顾沙俄的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沙俄在战场上的失利,这为俄国由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的有利过渡提供了极好的国际环境。

可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巧妙结合的相当特殊的产物。相比之下,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和美国都不具备俄国那样的综合条件。那种认为俄国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或认为各国都具备了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看法是失之偏颇的。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它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 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统天下的包围,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独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发展。

其次, 它是由彼得格勒、莫斯科两个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扩大为全国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革命进军, 而这一社会主义革命进程正是俄国革命的特殊性。

第三, 在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时间上是紧密相联的, 形成了“不断革命”急剧发展的两个不同性质阶段的革命。在这两个阶段中民主革命并民主革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俄国革命前的沙俄时代民主传统又是极为不够的, 这就提出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更加注意培育和发扬民主的问题。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阵线, 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它是在一个世界上地域最辽阔的国家里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以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经验和教训给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以很深刻的启迪。

从这些方面说,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意义是不可否认的。然而,长期以来把俄国城市中心起义的特殊性,民主革命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也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当作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道路则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误导。列宁还在1916年谈到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时就说过：“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

二. 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固然来之不易, 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更是困难重重，来之不易。它面临改造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引起的强烈回应, 初步建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毫无借鉴, 以及在军事上保卫十月革命成果, 三次粉碎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和国内多次反革命叛乱的严峻任务。

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在政治上, 废除了各级反动政府, 建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 解散了立宪会议, 制订了1918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颁布了一系列消除封建制度残余和不平等特权的法令; 着手改造旧军队, 建立新型红军队伍; 废除旧有的公、检、法制度, 建立新的人民法院、工农检查院和肃反委员会和工农民警; 废除沙俄的民族压迫和不平等政策, 实现民族自决, 争取自愿的民族平等联盟; 废除对外不平等条约, 宣布和平法令。

在经济上, 实行工人监督工厂, 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宣布实施对银行、铁路运输、对外贸易的国有化; 建立领导全国经济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颁布土地法令, 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 实行粮食专卖, 没收富农的余粮等。这些措施都是在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和国内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进行的, 因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严重失误也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面临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以及极其困难经济形势的特殊情况, 1918年夏至1921年初, 苏俄实行了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集中表现为：实行余粮收集制、废除市场经济制、推行实物配给制、规定全民所有制和强迫劳动制。在当时它能只是迫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应急措施。虽然在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危险的情势下，它对于保障粮食和军需品供应, 击败外国干涉军和国内反革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它绝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遍适用的必经阶段, 并非“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政策。

然而在主观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则是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所持的否认商品和市场、以及急于过渡的思想和主张密切相关的。他们认为商品生产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需求, 只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来组织生产和分配, 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 主张取消市场机制, 取消商品和货币。认为用“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 “用军事办法解决经济任务”是“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上,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弊大于利, 它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尤其是中农的利益, 使工农联盟濒于瓦解, 使国民经济面临彻底崩溃的边缘, 以至到了1920年底1921年初发生了全国范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力求尽快摆脱帝国主义的战争, 为了赢得短暂喘息时机，在1918年3月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接着就投入了粉碎英、法等十几个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武装叛乱的战斗中,其中包括1919-1920年三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进攻。这表明, 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是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也说明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巩固充满着你死我活的阶级博斗, 并无和平过渡可言。

三. 苏俄的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以实物税代替粮食收集制”决议为标志, 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早实施的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政策。

第一，它宣布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 允许自由出售余粮和农副产品；

第二，它允许私人开设小企业和产品自由贸易;

第三，它废除实物配给制, 恢复商品买卖；

第四，它推行租让制、租赁制, 在一定限度内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

第五，它改革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度, 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由于实施了符合苏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的新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被破坏的国民经济, 在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着力发展了商品生产和多种经营, 活跃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 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有力增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实力, 同时也强化了国家资本主义, 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巩固了工农联盟。

实践表明, 新经济政策可以作为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不发达,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内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它立足于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商品市场经济, 立足于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宏观管理和干预, 立足于多种经济成份包括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其他非资本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的长期合作和长期共存。

但是引为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深刻教训的是，尽管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并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 也为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首肯, 但是它和占主流思潮的当时否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允许商品市场经济的存在不相一致, 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否定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不相一致。人们夸大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现象。

从总体上看，列宁也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的“退却”, 一旦条件成熟, 就要转入向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由于列宁过早的逝世, 特别是由于当时苏联党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大批布哈林等人坚持正确主张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经济政策，到了1928年后标志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 均先后停止, 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经济又和社会主义经济分道扬镳了。一场早期具有历史意义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战略被扼杀了。这对于其后苏联经济发展道路造成了严重的恶劣后果。

四.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1924年列宁逝世后, 联共(布)党内围绕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开展了四次大的争论。

1924年秋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争论涉及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1925年下半年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争论涉及要不要坚持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建成的问题;

1926年4月-1927年11月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的争论, 涉及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

1928年7月-1929年4月反对布哈林、李可夫所谓右倾反对派的争论, 涉及要不要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问题。

这些政治上和经济政策上的不正常争论对苏联的经济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斯大林对布哈林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正确主张进行的错误斗争, 产生十分恶劣的后果。布哈林主张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农业合作化政策, 主张以经济手段,通过经济竞争来排挤资本主义的成份, 主张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所以这些都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和在政治上反对斯大林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联系起来，使经济问题政治化。

从1926年起苏联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1928-1929年苏联工业产量年平均增长6.9%, 1929-1932年年平均增长19.2%, 1933-1937年年平均增长17.1%。按投资比例计算1928--1933年重轻工业比重分别由原来的78%比22%,到后来的87.6%比12.4％; 1933-1937年分别为57.8%比42.2%。到了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全欧洲的第一位, 全世界的第二位。

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领导在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根本区别, 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有着的轻重工业孰先孰后的原则区别,不认为从发展轻工业再到发展重工业是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一般特征,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先轻后重,主张应该先重后轻, 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 忽视了各工业部门应随着经济发展变化的协调发展。

在国际资本主义包围和强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下，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路线上强调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调高速度、高指标，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快速确立。

在积累和消费问题上，苏联一直追求高速度和高积累, 忽视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的相应增加, 并指责反对高指标的见解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上, 苏联片面强调产值和数量, 忽视产品质量。

此外, 在工业化时期, 斯大林还先后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不全面的口号。

在1928-1933年和1933-1937年期间，遵循高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 苏联先后两次提前完成了五年计划,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排除了多种经济成分，宣布社会主义成份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为了在生产关系领域取得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自1927年起苏联开始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进程。1929年9月起，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进入了全盘集体化时期。到1933年1月参加农庄的农户已从4％左右增加到55％, 到1937年更增加到93％。在短短的四年里增加了89％，显然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尽管农业集体化符合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 然而这个长期现在看来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农业集体化的发展程度要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根本标志，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来谈论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

事实上苏联由于推行强迫过渡违背了自愿原则; 由于急于过渡,人为实行平均主义,超越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由于对富农实行过左的扫地出门和消灭政策, 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在全党全国实行反右倾运动, 把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到政治路线领域，使党内和政治生活本已不正常的情况更加恶化。

在三十年代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完成两个五年计划的同时, 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方法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固定模式。这种模式一般称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自相当一个时期里在理论上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道路”。这种模式，虽然对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了十分可贵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种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不变模式，对于苏联以后半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带来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

造成这种情况既与苏联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有关; 也与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的高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历史阶段有关；与他们否定社会主义必需发展商品、货币和市场有关；与他们的急于过渡思维方式，把变革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方在中心地位，以为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一定能提高生产力的唯生产关系论、唯意志论有关; 还与他们错误地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否定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决策有关; 最后又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严重脱节，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不够, 开展错误的斗争方法有关。

五. 卫国战争前苏联的政治生活

从1971年到1941年间这一时期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是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 当时只有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南高加索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四个加盟共和国加入。在这以前的苏联在名称上叫苏维埃俄国，习称苏俄。

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诞生时已有11个加盟共和国加入,包括上述四个加盟共和国中分成了6个加盟共和国，及后来加入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和吉尔吉斯5个加盟共和国。1940年8月苏联在开辟所谓的“东方战线”中又把强占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早在1918年独立的国家正式并入苏联为三个加盟共和国。同年6月苏联把新占领土比萨拉比亚部分地区并入新成立的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这样苏联先后拥有了15个加盟共和国。在苏联的民族团结和联盟政策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 也出现了违背民族自决原则、违背自愿联盟愿望、推行大俄罗斯主义以及强迫民族集体迁移等严重问题, 埋下了困扰战后苏联发展的重大隐患。

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1936年新的苏联宪法的颁布, 斯大林在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在苏联“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铲除和消灭”，“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与苏联事实上在社会生产力方面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实际是不相称的。在确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 苏联还确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固然有长期恶劣的帝国主义包围环境, 长期激烈的党内斗争需求, 沙俄时代封建专制习俗的深远影响, 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缺乏, 也有斯大林在理论上强调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民主只是一种手段等误导, 以及对斯大林的严重个人迷信，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的很不正常。

1929年12月21日苏联全国狂热般地为斯大林祝寿，斯大林被控制的舆论工具塑造成列宁的唯一主要助手、活着的列宁。斯大林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确代表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言论也成了衡量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实践第一标准和社会生产力标准被置于脑后，列宁倡导的集体领导原则被扭曲。1938年，斯大林亲自审订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在理论上完善和固定下来。

对30年代以来苏联政治生活产生严重消极影响的是以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在党内威望日益增高的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遇刺为契机开始了肃反运动及其扩大化。这一长达四年多的运动, 认我为敌, 认友为敌, 打击、惩处以至处决一大批党的和人民内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其中1936年8月19日宣布处死季诺维也夫、加米捏夫等16名著名政治家死刑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件”(诬指组织刺杀基洛夫,并图谋暗杀斯大林等)、1937年1月23日宣布处死皮达科夫等13人,判处拉狄克等4人徒刑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件”(诬指组织暗杀伙同,将乌克兰出卖给德国)、1937年6月宣布处死副国防委员人民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8名高级将领“反苏军事中心案件”(诬指充当德国间谍)、1938年3月2-13日宣布处死布哈林、李可夫等18名政治家组织的“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同盟叛国案”(诬指充当外国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等尤为令世人吃惊和离奇。

肃反期间, 被清洗和逮捕的有数百万人, 被镇压的有数十万人, 成为人类史上的千古冤案。在1934年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在肃反中被捕的就有1108人,当选中央委员(含候补)的139名中,被捕和杀害的占了70%,17名政治局委员中遇害5人,自杀一人。在军队中首批受勋元帅军衔的5人中，3人遇害，15名集团军司令中，遇害的高达13人。一些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外国共产党领导也遭迫害。苏联的肃反扩大化的理论依据是斯大林1937年2－3月间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3这种理论和实践它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政治生活中的大清冼也扩大到科学技术、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领域。一些著名科学家受迫害。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哲学界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经济界批判了康德拉季耶夫学派，史学界批判了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文学界批判了被称为拉普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学术问题政治化，学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同时社会主义的民主形象在全世界也受到严重损害。

六. 教学的重点、研究建议、思考问题

(1) 教学的重点

1.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特点

2.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特点

3.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经验和教训

(2) 研究建议

1. 重视对俄国十月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共性和个性的研究

2. 重视对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研究

3. 重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苏联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共性和个性的研究

4. 重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斯大林的实践间关系的研究

5. 重视苏联肃反扩大化及其原因的研究

(3) 思考问题

1. 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启迪

2.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3. 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生活不正常对苏联的影响